柴静对丁仲礼采访的时候，自己更像一个西方的传声筒，强调国家之间的“均等”，而不是人口之间的“均等”。在她看来，中国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国名罢了，整个地球的环境是这个国名祸害的。对个体的影响和贡献似乎不太尊重。
什么时候才谈“总量”？集中力量办大事，而且该大事可以共享。比如现阶段群策群力造一个空间站就够了，研究出来的东西能共享，完全不需要按人均来发射。因为目标是固定的，想办法提升“总量”完成它就好了。
什么时候才谈“人均”？当然是关注个体幸福的时候谈人均了。比如提到GDP的时候总要转人均看看，不然怎么区分国家发达与否呢。为了计算战争潜力，钢产量数据从来都是总量优先，但聊农业的时候，就更多的在谈人均肉蛋奶摄入量之类的事了。
而在西方，环保是一个非常错位的话题。环保目标是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之后的整体性结果，环境好了之后理论上大家都可以享受到它的红利。但西方鼓吹的碳排放权本质是工业发展权，工业发展权是和你我的收入息息相关的。怎么集中我们的力量办你的大事去了？调查记者怎么这时不重视个体了？喜欢假装为民请命的人们这时候怎么不提人均了？
还要注意到两点：在全球化背景下，同一件商品我们负责排碳最多的环节，他们负责拿利润最多的环节。我们应该得到高利润环节者的环境补贴，而不是去购买赎罪券。另外，西方发达国家也走过激进工业化的路，其伴生的污染很早就把环境破坏得差不多了，这份污染是被积累的。从历史角度他们也应该负起责任。
在如此不公的背景下，西方强推碳排放配额的议题，实际上是为了将碳排放所代表发展权金融化。想要配额得从西方发达国家这里买，进一步去工业化后再把多余的卖你，或是放到二级市场上进行金融运作。最终他们从发展中国家身上扒两层皮。
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当年要疯狂发展环保意识形态的原因之一，就算无法收你碳税，也可以定义你工业国的生活不如他们金融国文明。
总之这个碳税风潮，在当时西方具有相当强的标准制定方面的话语权时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尤其是以国家总量为谈判的初始值，而不是人均。
面对丁仲礼那句“中国人到底是不是人” 的经典质问，她也不是马上持否定态度，而是坚持认为中国应该根据污染总量承担更多责任，不应该仗着人均发展权的“借口”扩大自己的“污染权”。不过这个思路也算是很冒犯了，她既不关心实体从业者的无奈，也不关心各国污染的历史，只关心她们小资“阶层”以及未来要生活的“外国”，能不能立刻马上得到一个不被发展中国家“拖累”的好环境。
尤其是她承接了西方的对华态度，觉得中国的发展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是一种额外的增量，需要被额外的审视，不喜欢的时候恨不得像是撕墙皮似的把图表的这一块撕掉就行，不必关注个体存亡，粘稠得放在一起打包算个总账就可以了。
中国人见识过太多类似恶意了，已经快麻木。就像那些说“中国人吃一口肉，亚马逊雨林就冒一缕烟”的西方人似的让人感到反胃。且不说这二者毫无关系，就算冒烟又如何？你忍着点不行吗？我吃肉权和全球各族人民等同，为什么我们要被看做额外的增量呢？我们的吃肉权为什么要额外关注呢？
西方媒体能够到处散播这种言论，代表有相当多受众是有共识的。我们自己国人更不该这样思考问题。
更讽刺的是，恰恰就是这个雨林冒烟的问题，西方金融服务国总是搞不定，随随便便就排放了全世界几年的工业碳排量。而且还总有环保组织帮倒忙的影子，比如禁止砍出隔离带等等。而我们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+工业国特有的执行力，为这个世界做出了最大的绿化贡献。
“不配吃肉”的人正在努力挽救着环境，“爱护环境的圣母”正在破坏环境。这种荒谬是不该继续的。